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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對東京審判不同方式的書寫

解放日報

        近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了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東京審判文集》,英文版定名為《東京審判:中國的記憶與觀點》,列入“劍橋中國文庫”;該文集同時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


  這樣的文化輸出,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展現了中國學者關于東京審判的洞見。對于這種展現的價值,著名漢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做了深入的闡發。
        
  要求一種徹底的糾正
  痛感于日軍在戰時對平民及戰俘施暴與侮辱之深切,中國人始終都在要求一種徹底的糾正。本書正是這樣一種“糾正”主張的成果體現

  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在松井石根大將的指揮下開進陷入包圍的南京城。國民政府軍隊無力反擊,棄城西去。在此后的7周中,事態逐漸發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持續時間最長和最為慘烈的針對平民與戰俘的大屠殺。當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時人謂之“南京暴行”,如今被稱為“南京大屠殺”。


  日本原打算速戰速決拿下中國,然而遭到中國的強烈抵抗,使其轉向長期化的軍事占領,直到1945年,日本在中國的占領才宣告結束。


  痛感于日軍在戰時對平民及戰俘施暴與侮辱之深切,中國人始終都在要求一種徹底的糾正。中國的歷史學者們則通過不斷深入挖掘檔案文獻和屠殺研究主題的內涵作為回應。本書正是這樣一種“糾正”主張的成果體現,并且將視角聚焦于戰爭罪行的司法問題上。


  審判德、日領導人的決定源自上世紀40年代初在倫敦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作為這些會議的成果,戰后在紐倫堡(1945-1946年)和東京(1946-1948年)分別進行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其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即通常所稱的“東京審判”,成為了當時耗時最久的戰爭犯罪仲裁特別法庭。設立這些軍事法庭的目的首先是審判那些將世界導向戰爭的德國人和日本人,其次則是通過設立先例來闡明戰爭的犯罪屬性,同時傳遞出今后發動戰爭就將被置于刑事起訴之下的決心。然而,兩個審判在法理和政治上均非白璧無瑕,但它們仍然為此后的戰爭罪行裁定設立了標準,并且影響和塑造了今天的國際法。


  9個與日本交戰的國家,加上當時剛剛獨立的菲律賓和印度為東京審判提供了法官和工作人員。在眾多的申訴案件中,南京大屠殺的始作俑者是否受到制裁尤其被關注。這一罪行在起訴書里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即第45項訴因:
  被告荒木、橋本、畑、平沼、廣田、板垣、賀屋、木戶、松井、武藤、鈴木和梅津在1937年12月12日及之后,通過非法命令,違背訴因的條約款項,致使和允許日本軍隊襲擊南京。同時違反國際法屠殺城內居民。法庭最后判定上述所有被告有罪,但卻不包括這項訴因。沒有一名被告因為訴因第45項而定罪。


法庭對訴因第45項不予以深究的決定使得人們感到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遭到了輕視。但法庭絕不認為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為系合法。檢方通過訴因第55條即“故意并不計后果地無視自己應采取足夠措施來確保遵守而不違反戰爭法的義務”將松井石根和廣田弘毅定罪,原因正是他們在阻止南京大屠殺一事上的明顯失職。上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停滯而中國進入高速發展,這一隱患隨即爆發,縈繞于中日關系之間。

  成為公眾領域的焦點
  西方的東京審判研究曾一度進展緩慢,但是在過去20年中有了十分重要的發展

  “南京大屠殺”成為公眾領域的焦點是在1997年。這一年華裔記者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出版。該書很快就占據了媒體頭條并吸引了海外的中國讀者。但專業的歷史學者對該書的評價褒貶不一,他們認為張純如的感情用事勝過嚴謹論證,并對她的證據運用提出疑問。不過,在開啟公共討論空間這層意義上,該書的功勞遠遠超出了此前學者們的工作,而且相關研究也因此而進一步深化,修正了一些我們關于那場慘禍的了解。
  西方的東京審判研究曾一度進展緩慢,但是在過去20年中有了十分重要的發展。據說最早檢驗南京大屠殺事件在審判中的角色可能始于1999年出版的一部資料集,那是我為了授課編寫的。我那時是第一次將法庭的見解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英文文獻——這些也是法庭審理的重要依據——相互檢證。我將這項工作深入做了兩年,在《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文章。這項研究的目的不是僅僅為了回應針對日本否認暴行存在的指控,而是為了減少在中國廣泛存在的一種誤解,即東京審判未能就南京發生的事件而追究日本領導人。我感覺如若要找到更牢固的論據來回應日本的否認,這個誤解需要得到糾正。此后其他學者的研究工作也應相繼跟進。
  這便不得不提《東京審判文集》的作者之一程兆奇。程兆奇早年在上海社科院時便主持了一項關于南京大屠殺在東京審判中的地位的研究。作為一名中日關系史研究的學者,在2002年出版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論文,包括東京審判是如何審理的。其中最杰出的一篇是直接回擊日本右翼對東京審判的指責。日本的辯論家們急切地想要把前輩做過的所有錯事都移出歷史,程兆奇的反擊文章成為了他當年稍晚出版的論文集的首篇。
  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出版的論文和紀念文章結集中,程兆奇的工作在其中占據重要位置。本書的章節,包括程兆奇的論文在內,就來自這本結集。在第一部分的七篇學術論文中,程兆奇貢獻了4篇:2002年的1篇和2007-2010年間的3篇。一篇關于松井石根大將,一篇關于松井的一名辯護證人,還有一篇文章從翻拍電影 《東京審判》引出廣泛的論題,包括解釋反人道罪的挑戰、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等。第一部分還有中日關系研究學者宋志勇的兩篇文章,討論審判的組織和運作。另一篇合作論文討論庭審記錄中的辯護問題,作者是日本戰時占領問題專家張生和日本研究專家翟意安。他們對法庭上關于南京大屠殺一案的宣誓口供和口頭辯論進行了仔細閱讀,以顯示法庭是如何運用與屠殺有關的證詞和證據。

  開啟對話是一個起點
  進入對話有助于破解戰后的局面——某種程度上說它仍然影響著當下的中西方關系

  本書的第二部分收錄了兩篇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當事人的見證文章。一篇是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回憶文章。其他東京法庭的法官都已有關于審判的重要回憶著作問世,其中引人矚目的有反對整個判決的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梅汝璈的文章傾向于一篇概要性的回憶而不是法律分析,但它仍然是有價值的,因為它介紹了審判運作的中國視角。
  在梅汝璈的回憶錄之前是何勤華的一篇頗有幫助的介紹性文章。何勤華是一名研究中國適用西方法律方面的資深法學家。何勤華敘述了梅汝璈撰寫東京審判一書時正值“文革”,抄家之時書稿和筆記一并被收走,殊為可惜。
  梅法官于1973年去世,未能等到可以將這些文稿取回的時日。不過書中4個章節的內容保存了下來,何勤華也得以據此歸納梅法官的觀點和角色。梅汝璈的文章之前還有一篇另一位東京審判當事人,即中國檢察官向哲濬的顧問倪征(日奧)的文字。倪征(日奧)為檢方關于中國部分的立證工作做出了建設性的貢獻,包括適應英美法風格的訴訟程序。
  本書的標志性貢獻在于展現了迄今為止尚未被英語世界的讀者所知的中國學者的洞見。中國和西方的學術界各自為營的情況實在太多,盡管我們的中國同行所做的學術工作遠遠超過我們。隨著他們關于日本戰爭罪行的看法進入我們的視野,我們至少應該意識到:西方的戰后觀點并非今天中國歷史唯一的書寫方式。進入對話有助于破解戰后的局面——某種程度上說它仍然影響著當下的中西方關系。
  更進一步地說,對話甚至可能有助于破解中日關系僵局,避免中日雙方相互抱怨的零和博弈??赡苓@對學術工作來說已經要求太多,但對雙方而言,開啟對話不啻為一個很好的起點。
 ?。ㄗ髡邽榧幽么蟛涣蓄嵏鐐惐葋喆髮W教授,著名漢學家,譯者就職于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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